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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圃秋容

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宋代韩琦诗句)

 
 
 

日志

 
 
关于我

肚子大了点,腰身粗了点,赘肉多了点,皱纹深了点,头发少了点,除此之外,我帅哥一个。这不知道,那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这不会,那不会,我什么都会。此生有三件事做的最得意:一是自欺,二是欺人,三是被人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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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大凡优秀之作皆诞生在不断推敲修改之中  

2011-07-12 17:22:0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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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优秀之作皆诞生在不断推敲修改之中

——读《回忆我的母亲》

《回忆我的母亲》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叙事散文,是初中语文教材中优秀的保留篇目。它以真挚笃厚的情感、朴实亲切的语言深深地打动着读者。但是,正如所有的优秀作品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一样,《回忆我的母亲》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至少在语言文字方面还存在较大毛病:或不合事理,或前后矛盾,或词序颠倒,或并列不当,或产生歧义等,还需要精雕细琢。这篇文章,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而每读一遍,都在深深地感动之余留下些许遗憾,总想冒昧地加以修改,可碍着对伟人的东西说三道四是不是不恭的顾虑,而迟迟不敢动笔,总想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将该文收入《朱德选集》时,就将原来的题目《母亲的回忆》改为现在的《回忆我的母亲》。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版再版的教科书依然故我,没有半点改动的地方。现在,我斗胆地拿起笔,指其瑜中之瑕,意在表明:文章的修改是无止境的,无论是伟人的,还是凡人的。大凡优秀之作皆诞生在不断地推敲和修改之中。

  一、文章第四段: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全家20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体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文段中“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一句,不合事理。

 母亲勤劳一生,总是天不亮就起床,而且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是所有家庭成员中最先起来的人,这是事实。文章第七段就写到“每天天不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就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可是,就该句“从我能记忆时起”这个状语看,这句话就不合事实了。说母亲天不亮就起床是有阶段性的,是从“我能记忆时起”的,而在“我”无记忆时之前,也许不是的。这显然既背离了事实,又损害了母亲的形象。

可能有人会说,回忆母亲,“从我能记忆时”写起不算错,没有记忆,母亲的所作所为怎能知道。这显然是外行之语。我们知道,为了丰满母亲的形象,突出中心,可以在把“我”没记忆时的母亲的所作所为,采用多种文学手段写进文中。如:侧面描写、插叙等。事实上,该文不仅仅只写了“我”有记忆时的母亲,也写了“我”无记忆时的母亲。文章第十三段“母亲生我的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一句,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说母亲天不亮就起床,是“从我能记忆时起”的,不合事实,应该修改:或去掉“从我能记忆时起”,或者将其改成“在我的记忆里”。

  二、文章第六段:佃户家庭的生活自然是艰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籽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么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这段文字有两处毛病。

  其一,第二句中的“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并列不当,且词序颠倒。“杂粮饭”是个大概念,逻辑学称母项,“豌豆饭”、“ 红薯饭”是两个小概念,逻辑学叫子项,“杂粮饭”包涵“豌豆饭”、“红薯饭”,反过来说“豌豆饭”、“红薯饭”包涵于“杂粮饭”之中,所以“杂粮饭”不能与“豌豆饭”、“红薯饭”并列使用,否则,就犯了并列不当的错误。至于“菜饭”,它不属于“杂粮饭”的范畴,可以与“杂粮饭”并列使用;也可以与“豌豆饭”、“红薯饭”并列用,但在排列顺序上却有讲究,要么放在两者之前,要么放在两者之后,但不能放在两者之间,否则,就犯了词序颠倒的错误。

 根据以上理由,该句可改成:“吃的是菜饭,红薯饭、豌豆饭等杂粮饭”,或“吃的是豌豆饭、高粱饭、红薯饭、菜饭”(我之所以加入“高粱饭”,文章后面写有“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的字句)。

 其二,“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一句中,“染了颜色”因成分残缺而产生歧义。

 谁染了颜色?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既可以理解为“人”,也可以理解为“母亲”。如果是“人”,该句可改为“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如果是“母亲”,该句可改成“请人织成布,母亲再染了颜色”。

  三、文章第八段: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年)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地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乙未(一八九五)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

该段有两处毛病。

 第一,“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一句,产生歧义。

 句中的“六七百”和“穿得破破烂烂”两个限定、修饰“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的定语,可以看着只限定、修饰“农民”,不限定、修饰“妻子儿女”。是说“农民”六七百人,并穿得破破烂烂,至于他们的妻子儿女有多少人,穿得怎样,不知道。也可以看着既限定、修饰“农民”,也限定、修饰“他们的妻子儿女”,是说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共六七百人,全都穿得破破烂烂。

 上面的两种理解,哪一种切合实际呢?我觉得第二种。从数量上来看,“六七百”是一个概数,是估计推测的。这种估计推测只能是对一群人的整体,而不是部分。如果是部分,这种估计推测是站不住脚的。你想,农民六七百,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儿女,少说也有两千,这还是按现在的计划生育数算的。要知道,那个年代是多子多福的年代,朱老总的母亲就生了13个儿女。如此浩浩荡荡的队伍怎么能判断出“农民”六七百呢?再从衣着上看,六七百农民穿得破破烂烂,那他们的妻子儿女穿得怎样?如果不是破破烂烂,那他们可能是去观光旅游,而不是去讨米“吃大户”。所以,我说第二种理解更合实际。

 据此,该句可修改为:我亲眼见到,一行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

 或者:我亲眼见到,一行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拖儿带女的农民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

  以上两个改写句,我觉得后句好于前句。因为前句把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相提并论不妥,他们的妻子儿女难道不是农民?这种在同一次划分中不按同一标准分类(“农民”为职业,“妻子儿女”为家庭关系)的错误,逻辑学叫做“混淆根据”。这就是说,“农民”与“妻子儿女”并列的本身就是错误。

 第二,“威胁着我家要退佃”一句,言不达意。

 究竟是(地主)威胁着我家,我家要退佃呢,还是(地主)威胁着我家,要我家退佃呢?从文章写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我家”是地主威胁的对象;“在租种的地上加租,办不到”是威胁的原因;“不加租就退佃”是威胁的内容。因此,地主威胁着我家,要我家退佃,才是事实的真相。

“威胁着我家要退佃”与“威胁着要我家退佃”,不仅有着表意上的不同,而且还有主动和被动的区别。“我家要退佃”,“我家”是主动者;“要我家退佃”,“我家”是被动者。在这里,只有无助的被动者,才能更衬托地主的狠毒;反过来,地主的狠毒又衬托出被动者的悲惨与无助。

所以,该句的实际意思是:“(地主)威胁着要我家退佃”;而不是“(地主)威胁着我家要退佃”。 这种字面意思不能表达实际意思的错误,我们叫着“言不达意”。

四、文章第十一段: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现在,我再没有回过一次家,只在民国八年(1919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这段文字有两处毛病。

第一,第一句前后矛盾。

前一个分句说“我再没回过一次家”,而后一个分句却说“民国八年,我曾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试问:不回家怎么接出来?事实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不是“我”亲自回家接的,而是“我”派人或请人去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在句子“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之前加上“派人”或“请人”之类的短语,让“人”作句子的兼语成分,使“接”这个动作的施动者变为“人”,而不是“我”。不然,句子就前后矛盾,让人难以理解。如果是“我”亲自回家接的,那该句就改为“从宣统元年(1909年)到现在,我只回过一次家,那是民国八年(1919年),我曾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

第二,“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一句,简而不明。

读此句,真让人悬心:作者为什么不交待死因?病死,罹难,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对父亲的死为何又如此淡然?就不能在句子中加上个吧表达情感的词?诸如“不幸”之类。这种毛病,我们称之为“简而不明”。

五、文章第十二段: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发展。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

这段文字有两处毛病。

第一,“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一句,言不达意。

这句话表达的意思是,我和家庭完全隔绝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弦外之音是说,大革命失败前,我和家庭还没有完全隔绝。这就不免让人生疑:作者在上文不是说,从宣统元年到现在,再没有回过一次家,虽然在民国八年曾把父亲母亲接出来,就算是与家庭没有完全隔绝,但他们也早已回家了。这不是与家庭完全隔绝是什么?为什么要说大革命失败后,才与家庭完全隔绝呢?

根据文段第五句“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的提示,我们才明白,所谓完全隔绝,指的是“信音”,不是指“人”。这就是说,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不是作者实际要表达的意思。作者实际要表达的意思是: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的音信完全隔绝了。

第二,“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一句,放在第三句的后面,造成了句子的前后矛盾。既然“我”与家里的音信完全隔绝了,那“我”是怎么知道“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的呢?音信完全隔绝的双方,却能知道彼此的情况,这合事理吗?

走笔至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前面说“没有记忆时,可以采用多种文学手段把母亲的所作所为写进文章”,这里你又说,“与家庭音信完全隔绝的双方能知道彼此的情况不合事理”,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不,这并不矛盾。因为前后的条件不同。前面之所以那样说,是因为“我”有记忆后,信息是畅通的,“所闻”能扑救不能“所见”。这里就不同了,它事先强调了一个条件,“我与家庭的音信完全隔绝了”,而后又强调,“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这就是说,把“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一事,放在既无所见又无所闻的条件下写,显然不合事理。所以说,我的文章前后不矛盾。

如果把这一句调到第五句“抗战以后,我才和家里通信”的后面,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将这句话调走之后,我觉得应该在原处,也就是第三句的后面,补上一句“我时刻惦念着母亲”之类的话为好。理由有二:第一,从文章的主题看,作者叙写“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的音信完全隔绝了”一事,目的不仅仅只是告诉人们这件事,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就在这个与家庭音信完全隔绝的日子里,“我”是怎样想念母亲的。这是主题的需要。如果不补上“思念母亲”之类的句子,那“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的音信完全隔绝了”一事,就成了一个纯记事的材料,严重点说,成了游离于主题之外的可有可无的东西。第二,从文章的结构来看,补上“我时刻想念着母亲”这类的句子,能使文章前后照应,浑然一体。1)能构成时段上的事件照应:从宣统元年到现在,“我”就再也没有回过一次家,但在民国八年把母亲接出来;大革命失败了,“我”与家庭的音信完全隔绝了,但“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母亲;抗战以后,能通信了,“我”寄给母亲钱和自己的照片。2)能构成文字上的照应:前文写有“我时刻惦念着我母亲”;紧接着后文有“母亲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她一样”。

所以说,在第三句后面补上“我时刻惦念着我母亲”之类的句子,既能突出文章的主题,又能使文章前后照应,绝对是一举两得的事,而不是画蛇添足。

另外,“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立支持一家人的生活”中的“那”是多余的,且造成了文章前后照应不周的毛病,应该删去。

我们知道,“那”是个指示代词,它似乎是在指示我们:文章的前面曾写过“家里有30亩地”,或“母亲有30亩地”之类的内容,这里的“那”就是对前文这一内容的指代和照应。可事实上,文章前后只字未提“家里有30亩地”之类的话,也没有丝毫这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句中的“那”,没有与前文形成照应,是一个多余的用语,犯了没有前呼却又后应的毛病,应该删除。

文章中还有一些地方,用语和措辞虽算不上毛病,但也需要加工润色。如:

第七段:“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一句中,用“起身”、“起床”、“离开床铺”这三个不同的词语写起床,写的错落有致,写得好。可是句中的两个“接着”就显得单调呆板,应该将其中任何哪一个换成“随后”之类就好了。

再如第十段:“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一句,共用了四个“我”,其中第二个“我”,显得有点重复啰嗦,应该去掉。虽然加上“我”更能表现与母亲的亲情,但不顾语言环境的滥用,反而会起副作用。此处的“我”就有这方面的嫌疑。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不知妥否,敬请读者赐教。在搁笔的时候,我只想强调一点,文章是改出来的。没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功夫,就不会有《红楼梦》的问世,大凡优秀之作皆诞生在不断地推敲修改之中。这就是我作此文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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